王立民书法作品一个人书风的构成、书艺上的成就是多种因素促使的。从书法家群体来讲，很多因素是具有共性的，但在共性中又不存在个体差异，这乃是个性。一个人先天的性情和后天的塑造成，不会成就一条独有的书学之路，这条路只有可能相似，但恨没重合。书法既然有法，就必定要有师传。

1980年，笔者考取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后和同学们构成“校学生书法协会”，在游寿、周齐、王大安的指导下开展活动。三位先生使我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上产生质的进步。从盲目自学到系统有目的去研究，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师承的重要性。

因为中国传统书法的遗存浩如烟海，从何处杀掉，沿着什么路子行进，对于每一位学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开始习字时，往往由于自己学养和科学知识的局限而无所适从，如果有高明老师指点，就不会解决问题以上的问题，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，自学书法必需有“合人”指路。游寿的书法师承胡小石先生，胡小石又是李瑞清先生的高足，从李瑞清到游寿，其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是有一个系统体系的。

在游寿的指导下，笔者从24岁起之后走上了“金石书派”的道路。在师承之外，性情是构成书法家书风的最重要因素。

人与生俱来的秉性、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，可谓了一个人的性情，一个人的性情要求了他的书风。人之性情有耿直、大气、直白、细致，但没优劣之分。有所不同的性情要求了书者崇尚书风的有所不同，性情耿直大气的人喜好朴拙、大气的；性情直白的人喜好流美、精致的。

但也有忽略的情况，那是特例。但人的性情是可以大大提升和完备的，所以，必须大大地学识自己。

学识自己的第一要素是要有榜样。你要沦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向谁自学，古之先贤是一面镜子，不一定要超过先贤的地位和名气，主要是自学他们的“道”和“德”。之后乃是读书。

读书是一种执着、一种自由选择、一种体验。要有目的地读书，书读书得多了，气格也就低了，对问题的了解也就更为了解了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有时代气息。

这种气息不应体现时代的主流、先进设备的思想意识，这与浪漫情愫不对立。浪漫的是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，同时也是反省。但这些现象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要前进社会行进，所以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人的书风也好，都要有时代气息。

碑学与帖学是书学范畴中的两大体系，明朝以前只有碑而无碑学。有明一代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等人力首倡碑学，身体力行；又有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李瑞清等人的合力抗拒，使碑学这艘巨轮乘风破浪，一往无前，以后今日势头仍然减。李瑞清是清末民初书坛的碑学大师，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具有最重要的地位。他这一书派的书法家与其他碑学书家有所不同的是，不仅习碑、而且学帖，碑帖并究、以碑化帖。

李瑞清的行草书多从“二王”及王铎而来，胡小石以碑之笔法精研“二王”及黄山谷，游寿则是侧重从碑的行书用笔及黄山谷、米芾书中欲其翻飞笔意。此外，李瑞清、胡小石、游寿都很侧重简书。所以他们回头了这条以简书陈慧娴的路子。笔者以为行草书最能体现书者的心灵和情绪，但并不赞成以帖入碑，而是主张以碑化帖。

《老子》中说道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但笔者这里谈的“玄”，不几乎是老子的原意，而是与“实”比较的，不符合实际的意思。书法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，是社会风尚的外化，是社会文化的聚焦点。为了提升书法艺术在各艺术门类中的地位而将其说成“玄乎其玄”，瓦解了书法艺术所把持的大的社会背景，就不会丧失意义。

书法是一门实践中的艺术。它的理论与实践中不应紧密结合，大大提升，才能创作出有杰出的作品。所以要从“实”处著手，但作好这个“实”字并非易事：一是要侧重功力。

一个有学养和品德高尚的人，意欲将学养和品德外化为书法艺术，必须一座桥梁，这座桥梁就是功力。学养和品德俱高者，如果缺乏勤奋训练，也会创作出有好作品。二是要留意创作心态。

要正确地对待世风、书风，正确地对待别人和自己，这样写出起字来才不会有浩然之气、庙堂之气和郁郁芊芊的书卷之气。三是要有创意意识。

创意要与时代互为与众不同，要有时代风貌，找寻到传统功力与现代意识的最佳结合点。在找寻这个结合点时，容许任何形式的探寻，容许充份地辩论研究，因为艺术的创意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构建。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专门从事人员较多、受众面很广，且不易被人采纳却又容易被人了解解读的艺术。在书法艺术中，“直白”与“深奥”同时不存在，若想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功，必须思想与品德、民族与文化、历史与环境诸多养分的孕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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